《动员的力量》，陈以爱著，开源书局年9月出版，页，新台币元《动员的力量》是陈以爱老师研究五四运动的新作，也是其“东南集团与五四研究系列”三部曲之一。所谓东南集团，“指以上海为活动舞台的社会精英。他们非*非商非学非报，亦*亦商亦学亦报，是势力可畏的权力精英”。“集团”一词，源于陈寅恪在《唐代*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的著名概念“关陇集团”，其优势在于“可涵盖精英人物多方面活动，不受限于专史研究的视角”，亦突破过去对单独个体或单一群体的研究，而以相对整体的视野进行考察。（《动员的力量》1-2页，以下引用本书仅标注页码）提起张謇、基督教青年会和复旦大学，大家也许分别想到的是近代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基督教会有关青年的组织以及今日中国的顶尖高校。前述这些大致不错，但如果我们以上海五四运动的视点观察，则会看到这三者间迥异于前述的面相和关联。如所周知，五四运动起源于北京，但真正使之扩大为一场波及全国的大事件，甚至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在上海发起三罢（罢工、罢课、罢市）之后。针对这样一个近乎“常识”的公众认知，作者提出本书的核心问题：五四运动何以在上海造成如此轰动的影响？

前人的研究（如周策纵、彭明等人的经典研究）在涉及上海的五四运动时，一般只是比较笼统地说，在学生的爱国热情感召与努力动员之下，上海各界纷纷对学生产生同情，最终形成波及社会各个领域的五四爱国运动。但问题在于：学生如何在短期内实现迅速动员，如何推动学、教、商、报各个行业以及广大市民阶层都投入这场爱国运动中？换言之，推动上海学潮兴起和蔓延开来的“动员的力量”来自何处？作者认为来源有二：一是东南集团本身的强大影响；二是基督教青年会在组织层面对学生运动的影响。

在“前言”中，作者主要交代了“东南集团”这一概念的界定及相关思想资源（即陈寅恪的“社会集团”研究方法和瞿宣颍有关掌故学的论断），也对既有的五四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与反思。作者认为，“未来五四研究的突破之道，必须借助上海史及相关研究成果”，进而揭示出本书的写作方针，即突破后设的以国共两*为中心的革命史观，将视野集中于活跃在上海的各界精英所形成的“隐性*团”。同时，注重从组织和人事两方面考察发起五四学潮的重要组织——上海学联。本文将通过东南集团、青年会、复旦、上海学联这四个关键词来展开评述。

一、弱国的武器：商战与抵制运动

中国近代史的演变，是以一次次败仗逐渐展开的，尤以年甲午一役败于东邻小邦日本，影响最为深远。以*事而言，这意味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海*力量的全盘覆没。*事失利带来的是一系列的反思，倾向之一即为曾国藩、薛福成等洋务派官员由商鞅“耕战”思想转化而来的“商战”理念。然而，这一说法早先还不过停留在提倡阶段，只有到了郑观应系统论述“商战”时，商业在中西竞争中的意义才被提升到“立国之本”层面（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页）。

对一个*事弱国来说，商战大概是不得已的抵制之举，这一多少由无奈催生出的理念，却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影响深远：就积极层面而言，至少在某一时期使得民族工商业有了一定发展；就消极层面来讲，尽管无法通过“硬实力”来捍卫国家的尊严，但这种消极抵抗至少一定程度上保全了国家利益，比如年因美国《排华法案》而掀起的抵制美货运动和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抵制日货运动。后者恰与五四上海学潮的扩大有着深刻关联。

年上海的学潮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出现“三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局面，与东南集团的前辈郑观应所提出的“商战”理念有莫大关联。东南集团的成员横跨教、*、商、学、报，“要角”是“江苏省教育会的张謇、*炎培、沈恩浮，青年会的余日章，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李登辉、朱少屏，江苏省实业厅的张轶欧，华商纱厂联合会的聂云台、穆杼斋和穆藕初兄弟，上海银行工会的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徐寄庼、徐沧水，《时报》的狄楚青、《申报》的史量才、《时事新报》的孟森、张东荪等”（31-32页），其中的领袖人物是“状元实业家”张謇，首席谋士是张之洞曾经的高参赵凤昌，并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北方阵营关系良好。

早在晚清时，张謇等人的“实业救国”行动即是对“商战”理念的实践。美国年颁布排华法案之时，东南集团曾短暂地发起过抵制美货运动，此后，随着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心的美国各界对中国社会建设的热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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