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意绵绵的日子里，来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六百弄的徐志摩纪念馆，雨丝湿润着眼前的青灰色墙砖、彩色玻璃窗、复古石拱门，使这座占地约平方米的建筑透现着一股浓浓民国风。抬头看，门匾上写着六个字：“徐志摩纪念馆”；通透的玻璃屋顶和两侧的残墙设计，似寓意着徐志摩34年匆匆的人生之旅——一首未完的诗。

走进馆内，只见陈列着上千册与徐志摩相关的书籍、报刊、纪念品等，那些民国版本的书刊显得尤为珍贵，如年4月10日发行的《新月》杂志原刊、徐志摩任《晨报副刊》——《诗镌》主编时编印的报纸原件、年陈从周著《徐志摩年谱》原版书等，让笔者逐渐理清了徐志摩的人生轨迹。

从徐志摩纪念馆走出，再走进剧场观看由浙江话剧团出品的话剧《志摩有约》，使笔者对诗人短暂的一生有了新的认知。

作品与角色有机交融

纵观全剧，《志摩有约》是一部用徐志摩作品来解读徐志摩人生的探寻，也是一部用徐志摩人生来贯通徐志摩作品的陈列。在剧中，诗作与诗人互为衬托、交相辉映，这样一场内心情感与生存体验的渗透与融合，带来了既简洁直观又充满张力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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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灯光和背景唯美设置，几个年轻人在充满书香、诗意灵动的空间里朗读着徐志摩的诗、散文，演绎着徐志摩的情感历程，他们时而严肃，时而嬉皮，时而悒郁，将诗人坦率、求真的性情呈现：《翡冷翠山居闲话》《徐志摩散文》《徐志摩情传》《徐志摩诗文全集（上册）》《我用尽青春，只为寻你》等诗文集被一一打开，由演员逐一朗读，看似随意，却铺陈有度；《我有一个恋爱》《在那山道旁》《 那一天》等诗歌穿插其中，看似即兴，却编排有序，加之演员作为旁观者对作品产生的揣摩与推测、对作者人生经历的言说与客观评析，深化了观众对故事情节的理解，让这场“有约”显得意蕴深厚、引人入胜。

《志摩有约》是一部话剧，更是一部诗剧。整场演出人物与作品情景交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为了推进徐志摩的人生历程，导演选取几首诗作铺垫——从“我有一个恋爱”到曲终人散的“康桥挥别”，层层递进富有宿命况味的人世生态，让观众在朗诵与表演交织中想象出诗人情至深时的炙烈与不顾一切，情转淡时的豁达与责任意识。特别是在人物的刻画上，通过话剧韵味，通过着目点的浓淡变化，凸显人物的个性特点，既严谨又洒脱，彰显剧作写意色彩的概括性——抒发情感。

美国上世纪60年代广告创作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奥·贝纳说：“文字在意念的表达中，注入热情和灵*。”《志摩有约》追求诗美效果，将舞台剧和诗融合、渗透，强烈的抒情特点展现在演员表演的语言文字中，使整台剧目充满诗情画意，整体展现出剧中人物丰富的情感和十足的韵味。而诗歌的应用，则赋予语言文字情感的表现力，体现出话剧艺术叙事中的抒情之美。

该剧导演李伯男说：“我想以他的诗句与观众心灵邀约的形式，来展现这位才子，来呼唤我们向往的诗和远方。”这正是该剧的审美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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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串联显现人性色彩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这是人类的弱点：人人都喜欢表露感情，以至在内心的冲动中暂时忘掉了日常生活的利益。”这话对情感丰沛的诗人徐志摩来说，无疑具有深刻性。

情感是串联《志摩有约》的一条主线。与徐志摩有情感纠葛的三位女性，即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三段情感交织的演变轨迹，互相渗透、互为依存，凸显人性色彩。世俗、理想与激情这样三场感情体验的三足鼎立，也为诗剧《志摩有约》平添一份 烟火气。

一是与张幼仪的感情经历。这是一场徐志摩心不甘情不愿的包办婚姻——“无爱的婚姻，斩割灵性，他必须解开这烦恼结，才能开始新生！”而英国康桥遇见的爱情——林徽因，为这段无爱婚姻的终结找到了 的出口。在剧中，通过几名演员冷峻的陈述，把诗人的多情与无情坦陈开来。张幼仪也无法为这段婚姻下定义，只是说：“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是我 他。”这两人的离异还成为中国史上依据《民法》的 桩西式文明离婚案。那么可以说，这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与爱无关，是属于俗世人生的困境。

二是与林徽因的感情经历。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其时他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徐志摩被林徽因出众的才华与美丽所吸引，苦苦追求她，并逼迫身怀六甲的张幼仪离婚。但林徽因经过理智的思索，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且与徐志摩不辞而别……从两情相悦的浓情蜜意升华到“高贵的友谊”——友情的道路长且光明且温暖，个中滋味，也只有当事人明了。“得不到的永远是 的”，这是人性的矛盾心理。但这份爱而不得的感情又是纯粹的，是属于诗人对理想人生的憧憬，散发着温暖的洁光。

三是与陆小曼的感情经历。一个是窈窕淑女、情意绵绵，一个是江南才子、风度翩翩；一个是朵含露的玫瑰，一个是首抒情的新诗。这样的一场相逢，如燃烧的火焰，迸发出爱情的火花——属于激情人性的释放。英国伟大诗人拜伦说：“激情是诗的粮食，诗的薪火。”没有激情，就没有诗歌的产生。但激情也是有时效的，经不起平淡生活的磋磨。事实上，刚结婚的一段日子里，两人也过得浪漫、惬意。但激情过去后，陆小曼的病、鸦片的侵蚀，以及徐志摩父亲拒绝接纳陆小曼等诸多原因，使两人之间的矛盾显现，分歧渐增。特别是陆小曼在欢场里的挥霍无度，令徐志摩不得不疲于奔命挣家用，情感的天平开始失衡。

社会实践告诉我们，爱情和婚姻其实是两码事。中国人的观念是相爱一定要结婚，结婚才是完整的爱情。但现实爱情未必产生婚姻，更未必产生幸福的婚姻。因为爱情只要感觉就够了，婚姻则非常现实，其决定因素要加之必备的物质条件，如合适的社会地位、双方的文化道德修养等。爱情是婚姻的起点，是维系婚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爱情在婚姻中占的比重很小。

《志摩有约》把这三场情感流变过程通过客观叙述的方式坦陈在观众面前，撕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让我们触摸到了多面的、立体的徐志摩。特别是导演没有将三段情感现实化，而是用诗歌、旁白来解说，引领观众走进诗人丰沛的内心世界，去作审美评判与思考，别有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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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化话剧的立体呈现

中国戏剧史研究专家田本相在《中国话剧和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一文中说：“中国话剧人经过上百年艰苦的艺术探索，以他们拥有的中国文学诗化传统的深厚根基，创造性地将西方话剧转化为积淀着民族艺术血液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剧。这样一个传统是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最值得继承和发展的。”“话剧走进这个伟大的诗的国度，即开始了话剧的诗化进程。”①《志摩有约》是此话的实践之作。

该剧的特点是没有特定的人物设置，而是随剧情的推进让角色自由出入，并用诗歌串联故事情节。首先，特别强调“情”的演绎，把主体的“情”深入到对现实的观察和现实的描绘之中。传统的美学范畴有“诗可以兴”之说。“兴”作为审美范畴，也是一种创作状态。刘勰以“起情”释兴，将兴与情联系起来（《文心雕龙·诠赋》）。贾岛则说得更为明确：“感物曰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由此看来，该剧是缘物释情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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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创造了一种“诗意的真实”。徐志摩的爱狂热而真实，这在他为爱情所作的诗文中可见一斑。为了结束不爱的婚姻，他同样可以放弃理性——让张幼仪打胎不成后，医院让分娩不久的她签字离婚，即便这成为他一生最为人诟病的一件事。他善于发现秩序规约下的美，挖掘道德背后的诗。比如，自从和陆小曼相交相亲，他感到自己成了“天神似的英雄”；结束包办婚姻的那一刻，“他的心情快乐得就像一朵飞翔的雪花”！

第三，将中国诗学的审美范畴化入剧中，该剧结构独特兼具诗情画意。《志摩有约》的结构，颇像交响乐的结构，开篇的吉他声和尾声里音乐的运用，不但增加了剧目的音乐感，将观众带到一个具有作别意味的境界中，从而使全剧的意涵更为辽阔和深远。音乐的节奏和戏剧的节奏的交融，使之更具有诗的韵味。既是“有约”也是“ 的告白”的主旨，颇似“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的诗性色彩。南宋诗人赵师秀的七言绝句《约客》：“*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期客的情景：雨声不断、蛙声一片，这看似表现得很“热闹”的环境，实际上诗人是要反衬它的“寂静”——采用写景寄情的手法，表达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反观《志摩有约》，想必诗人徐志摩的内心深处也该是寂寞疯长——对张幼仪的愧而亏欠之情、对林徽因的爱而不得之憾、对陆小曼的得而无奈之怨，合成一种无法和谐共生的交响——自由的离婚、高贵的友谊、貌合神离的婚姻，都将成为束缚诗人身心的精神桎梏，在患得患失的旅程上，渐渐磨损了诗情与光彩， 成为一缕飘过熙攘红尘的云彩，于深情回望中，消融、消散……

《志摩有约》通过跌宕起伏的诵文，抑扬顿挫的诵诗，让观众获得情感的领悟、心灵的共鸣、精神的陶冶，引导他们作意境想象，在艺术的殿堂里感受希望、爱与不朽，也许这就是该剧的启示意义。

（图片由浙江话剧团提供）

责编：李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