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至万历时期发达的商业活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生活景象，置身于其中的文人群体既在丰富的生活体验中不断更新对社会的认识，亦日益与从下层阶级中崛起和壮大的商人群体产生形形色色的交集，他们或本身与商人存在族属关系，或通过各种形式与之交游往来。

士、商身份的界定

一、关于“士”的身份

古代中国的“士”，首先是指从属于“四民”社会结构的，具有特殊而重要身份的社会群体。在春秋晚期以后“士”的社会身份才真实确定于“民”的范畴之内，在这之前“士”是 等级的贵族。

虽然降身为民，但作为 等级的庶民，士人仍然能享有新的社会环境赋予的特权与职责。在汉代，儒术与*治结合，封建官僚体系将 的历史舞台推到了士人眼前，士从此获得了属于自身的社会角色。

“士”的社会属性是“四民”之首，而角色特征是“学以居位”，后者依然稳固着士人高踞一级的位置，“士”的概念内涵在此后虽有所发展变化，但这两点却始终是士人的专有标签。其次，“士”“士人”“士子”还是对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称谓，这在于他们始终是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传承者与发展者。

在列为“四民”前，官学教育下深研礼乐知识的士便是博文约礼的典范和当时文化知识的主要传承者。随着官学散为百家之学，士则承担起文化传授的职能，一些有机会学习文化知识的庶人也由此跻身士人阶层。

二、关于“商”的身份

职业的商人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别。按有无固定营业地址，“行曰商，处曰贾”，往来各地区贩卖货物，无固定营业之所的商人称为“行商”，相对的即是“坐贾”“居商”一类设店售卖的商人。这是两类最基本的商人，由于市场交易的发展，还出现一种中间商人，他们为买卖者双方说合交易并收取相应的佣金，即“牙商”或称“牙人”“牙子”。

按经营行当的差异，则有茶商、盐商、米商、书商、布商、珠宝商、木材商、冶铁商、典当商、高利贷商等之别。此外，官商、私商的泾渭以与*府的关系为判断标准，而明代大量出现的诸如徽商、晋商、陕西商、浙直商、闽广商等 商人集团的划分则是以地域为依据。

然而，构成商人队伍的人员的身份是复杂的。除去自始至终以贩卖货物为业者，有中途加入商人队伍的，如弃农从商、弃儒从商或弃官从商，尤其是由业儒转事商业，如前所述，在明中后期科举体系壅滞的大环境中并不鲜见，继承父辈家业而经商的情况也常出现。另有兼营商业的，如亦农亦商、亦官亦商。

明嘉靖至万历士商关系的形成模式

一、士商一体：族属姻亲中的经商成员

士与商之间的亲缘关系是促成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士、商两大群体互流的基本模式。具体来说，这里的亲缘关系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血缘关系，即这一时期部分士人本身就来自于商人家庭，或是有族人亲属参与经商；二是姻亲关系，指士人由于和商人一方的家庭成员缔结婚姻而与商人建立起了相应的人际关系网。

相对于学儒扬名，事商求利虽往往带来心理的失衡和良心的谴责，但从家族伦理上看，却依然符合儒家道德的标准。于是，在儒家伦理的慰藉和责任感的驱使之下，兄贾弟儒或弟贾兄儒一类家庭模式极为普遍，而正是这样的血缘纽带无限拉近了士人与商人的联系。

在封建社会，无论士人的地位如何升降，其之于全社会的意义始终是崇高的。在明嘉靖至万历时期，商人的崛起虽然使得士人的优势大幅削弱，但是士人仍然是其他阶层竞相攀附的对象。商人攀附士人的一大方式便是与之结姻。士人家庭由于思想观念的改变往往也会放下门户之见接受商人的结姻请求，所以这一时期的士人有商人姻亲同样是常见之事。

二、士商交游：酬唱雅集上的商贾朋友

由于商人群体的壮大，除了家族姻戚中的从商者，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的士人往往还会广泛接触到社会上的一般商人。在与商人的频繁往来中，一部分士人与商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士商交游于是成为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产生，从商人角度看，仍然离不开传统文化惯性的影响，大部分后起的商人群体对文士集团还是保持着仰视的态度，他们始终想要向士人阶层靠拢，集结在士人周围。再看士人这边，士人风气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士人已经一改往日对商人冷漠的态度，乐于与商人为伍，这大大提高了商人进入士人朋友圈的几率。

在士人眼中，商人是有品级之分的，持文好德、有淡泊雅致者为 等类，重义轻财、广交好施者为第二等类，此外便是钻营机巧牟利之徒。根据这一时期士人对商人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大部分商人能够成为士人乐于交往的对象，正是因为他们身上具有士人青睐的美好品质或鲜明特征。

至于这些商人是否有“钻营机巧牟利”之心，取决于商人的本性和经商的手段，并不能最终决定士、商是否结交。从中可以发现除去商人自身的品质和性格能够吸引士人外，还有两个因素会促成士人与商人的结缘，一是二者同里或同籍，二是商人经商之地恰也是人文荟萃之地，后者正是这一时期商业发达和城市繁荣的应有效应。

三、士商同济：人文关怀下的利益互助

在亲缘关系和朋友关系外，部分士人还因受到商人在经济上的帮助而与社会上的商人产生交集，由于明嘉靖至万历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士商关系同样十分普遍。

这一时期商人群体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坐拥社会上大量物质和财富，与之相对，众多的士人群体受制于壅塞的科举机制，不得不面临精神负担加重和生存压力激增的双重危机。在此情况下，一部分商人向士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士人读书仕进和生存生活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帮助，士、商两大群体的关系由此进一步走向密切。

商人们对士人不因贫富而区别对待，尤其在经济生活上给予了寒门子弟足够的帮助。反过来，士人之于商人也体现出社会群体间应有的人文关怀。在经济利益面前，士与商的“联手”同样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个案考察——以士商交游为中心

不同于家族姻亲间的血缘纽带和经济往来中的直接联系，在士商关系格局中，文人与商人的交游是多形式和多方面的。一文人与一商人友好往来，其中关系是最简单和清晰的，然而文人还可以有其商人朋友圈，反过来，商人中亦不乏文人朋友众多者，他们相识的原因和交往的情景往往复杂而多样。

一、闵龄与四方诸友：文人雅集中的隐逸贾者

万历中期，曹学佺等人在金陵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雅集活动，被钱谦益称为“金陵之极盛”。这一晚明备受瞩目的诗坛盛事持续了十年时间，据统计，当时参与雅集活动的成员有近一百七十人，而个人生平与贯里可考者止一百出头，闵龄正是其中之一。

闵龄，字寿卿，卒年约在万历三十六年。其为歙县右族，以贩茶起家，曾挟万金之重贾游江淮间，间对举业、骑射等事颇有兴致，后因家庭变故，“悉弃去不事，为名山游”。闵龄在金山、茅山、武夷等地辗转三十年，行迹隐逸。其生活虽不复城市喧嚣，却“能自裘服、击剑、丝竹、狗马”富比诸侯，且与地方郡守、游闲公子出入相友，名声斐然。

从安徽到江苏，再到福建，闵龄交游广泛。据其诗文集中记载，光是与其唱和的徽州精英就有汪道昆、汪道贯兄弟、詹景凤和王寅一类名士，以及方于鲁、丁云鹏、程梦阳和何震这类精通制墨、篆刻、书画的大家。寓居南京的潘之恒在与之交往中更是以“里社友弟”自称。

在里邑积攒的广阔人际脉络想必直接扩大了闵龄在南京的交游圈，尤其是南京这样徽人聚集的城市。这样一来，稍微有点诗艺才情，或是再有财力支撑与烘托起的交际氛围，的确能打动文人雅士们，进入金陵诗坛，对于闵龄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

闵龄倾心道教，在江苏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道教名山茅山修道教养生之学，后又往临近的金山构一沤庵，居住了几年，汪道昆为其居室题有《一沤庵偈》。寓居嘉定的歙县友人程嘉燧在游览金山时，亦不忘寄书闵龄，召其前来相会。闵龄还与南京的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常常往来几地间。

二、王世贞与商贾：文坛 的商人朋友圈

王世贞是明嘉靖至万历文坛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攀龙去世后，他独操文柄二十年之久。《明史》载其“才 ，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当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

丰赡的才学和显赫的地位，使得王世贞在明代中后期极具影响力，与他酬唱吟咏、切磋论艺和纵情游赏者不仅是文人雅士，还有追附于他的社会各流，商人自然亦在其中。部分商人还进入王世贞的交游圈，王世贞与之建立友谊并保持互动联系。

明末清初的姜绍书称王世贞“主盟风雅，蒐罗名品，不遗余力”，意在强调一代文坛 对收藏的喜好与痴迷。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一位人脉广阔的文人鉴藏家，王世贞的书画鉴赏交游圈中，除了文人雅士，免不了有经营书画古玩艺术品生意的商人，童珮是其一，此外如吴治、吴守淮、项元汴等艺术交易人亦在其中。

吴治有一珍贵藏品为赵孟篆书《千字文》，他常携之往来公卿间。在隆庆四年，吴氏专程造访王世贞，出示此卷篆书，时王稚登、徐秉庸、吴履谦诸君与王世贞共览。后来，吴治应再次携此作到过王世贞府上，世贞及其弟世懋都作有题跋。

事后，王世贞还回忆题跋场景：“今年夏，为歙人吴生跋一《千字文》。笔法之妙，仿佛斯、冰复生。旋闻其鬻之好事家，为邑邑累日。”一可见王世贞对此墨宝之喜爱，二反映出吴治艺术交易人的本色，他将名流题跋之作转手售卖给了好事之家。

但事实上这卷《千字文》并未售出，它最终来到了王世贞手上，因为吴治以四十金的价格将其抵押给了王家当铺，王世贞得知后十分欣喜。与书画古董商人进行艺术品转让，在王世贞这个大收藏家身上应该并非罕有之事。此外，王世贞还曾题艺坛名家钱谷之画赠与吴治，此类应酬同样维系着二人的友好往来。

结语：

“士商关系”在明嘉靖至万历时期具体表现为士人与商人两大阶层流动的频繁。此期的商人总是以家人、朋友等各种身份，以经济帮助、兴趣交游等多种形式与士人建立联系。

通过与商人的交流和往来，本就处于商品经济繁荣时期的士人阶层更加深入和广泛地接触到商人所代表的经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理念，他们一方面吸收商人意识并朝其生活方式靠拢，另一方面部分文人借助文学话语权不断扩大商人及商业因素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力。

于是当时的文学活动，不仅是文人墨客的主场，还时常出现市井商贾的身影，文学作品不单是文学艺术的传达，还有经济利益的掺杂。随着士、商阶层向对方角色的转变，这些现象愈加突出和复杂。